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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筑文脉——浦江县历史文化的发展与必然性
编辑:真浔  来源:香港卫视经济频道  更新:2022-4-3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见,地理条件对一个地方风俗文化形成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是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浦江县历史源远流长,距今上万年的“上山文化”被认为是中国农耕村落文化的源头,建县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兴平二年,距今千年、十五世3000余人同居不分家的“江南第一家”郑义门,有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人结社“月泉吟社”,现存我国“最早的诗社总集”——《月泉吟社诗》。名人名家辈出,古有南宋诗人方凤,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清初东渡日本的高僧心越禅师蒋兴俦等;近现代有曹聚仁、张世禄、石西民、洪汛涛以及吴茀之、张振铎、张岳健、方增先、吴山明等。人文底蕴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有其必然性。浦江县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并不是偶然的,是与自身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等客观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因此,在了解浦江县文化之前,我们不得不对浦江县的地理特征进行梳理。

浦江县,位于金华市北部,东经119°42′~ 120° 07′,北纬29° 21′~ 29°41′之间。东北邻诸暨市,东南接义乌市,西南与兰溪市毗连,西北和建德、桐庐县接壤,距金华城区46千米。总面积920平方千米。属于金衢盆地,龙门山脉分三支自西向东延伸,北支绵亘于县境西北与建德、桐庐两市之间,山峦起伏,多中,低山,其中与桐庐市界上的朝天门,海拔1050米,是县境最高点。中支横亘与县境中部,俗称北山,是浦江盆地与西北山区的天然界线。南支蜿蜓于县境南部与兰溪、义乌两市之间,俗称南山,转东北延伸至郑家坞北,俗称浦东山脉。中、南和浦东三山之间为浦江盆地。

一、“上山文化”的出现

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据《史记》记载,黄帝时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样频繁的迁徙,可见黄帝部落是在寻找最合适的生存之地,具有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特点。而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方便。又因为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再从浦江县整个地理环境和格局来看,完全不具备发展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特征,虽然是盆地,但无过分陡峭的崇山峻岭,能够给民众提供稳定的耕种土地,就像环境湿润,地势平坦,丘陵起伏,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四川盆地造就的天府之国一样,浦江县的有利地形也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水资源是农耕发展的必备条件,从水文情况上来看,浦江县属于钱塘江水系,境内河流四通八达,且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温和多雨,水资源丰富,便于农耕灌溉,自然环境适合农耕文明的发展。这样的自然条件,也为更原始的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上山文化”的出现提供了优渥的土壤。上山遗址位于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已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已出土的文物中,有约80件陶器,大多数器型为大口盆。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石球、石磨盘等。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了浦江上山遗址。经发掘证实,一万年前当地人就会种水稻,会用石磨棒和石磨盘磨稻谷脱壳。

不得不提及的一个有趣的点是,地球有一条璀璨的项链,这条项链是用超越现代文明的玛雅人、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神秘王国三星堆,以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屋脊上的王宫布达拉宫、印度泰姬陵、意大利比萨斜塔等等名山大川、人类文明串成的。它就是地球北纬30°线,这条线上的文明璀璨耀眼,仿佛地球脖颈上的华美装饰品。浦江县浦江是北纬29°27′,也被串进了这一串项链中。“上山文明”的出现,也可以看做是对北纬30°线的一种神秘呼应。

不难看出,“上山文明”的出现,与浦江县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浦江县的区位优势就为“上山文化”这一伟大的人类史前文明提供了发展的必然条件。

二、南北差异下的文化形成

上文中提到,人类文明可以大略分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就同时出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明形式。北方以游牧为主,南方以农耕为主。作为巨大复杂的文化实体,这也导致了中国文化中的地域性差别是非常大的。对这种差别最简单的划分就是根据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把中国划分为南北两大块。显而易见,历史地理是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和基础。在南北差异的大框架下,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如南北艺术差异、南北建筑差异、南北服饰差异、南北风俗差异、南北饮食差异、南北文学差异、南北性格差异、南北方言差异、南北商业差异等等。浦江县在地理区位上属于南方,是典型的南方文化圈。民国大学者刘申叔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文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上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浦江县方言为例,浦江方言属于吴语语系,在该语系下,又分为太湖、台州、金衢、上丽、瓯江、宣州六片语片,不同语片还存在较大差异。与北方语言单一性相比,南方的语言存在多样性的特点。这是因为,在北方地区,多为广阔的平原地区,老百姓们来往交流较为便捷,为更好的沟通,促使了语言的相近或相同,也促进了北方地区的语言融合。相反的,在我国南方地区,地形较多为山地丘陵,交通相对闭塞,人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较为困难,地区之间有一定的隔离性,因此导致了相近地区间的语言也有较大的区别。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色各样的方言,浦江县的方言也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之下形成的。

从政治与经济文化方面看,我国北方尚武,南方尊文。《中庸》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这也证实了南北方的差异。所以才会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这样的说法。浦江县作为我国的南方地区,在经济上,自古就符合江南“鱼米之乡”的特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孙策才会在托孤时说“夫以吴、越之重,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我们再一直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都城,大都建在北方。秦朝的咸阳,汉唐的长安,魏晋的洛阳,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而在南方建都的情况,比较罕见。但对于南方繁华的记录却很多,比如柳永《望海潮》中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化的形成中,北方自然刚强矫健,对政治有着格外的热情,南方人则受传统的影响,更加注重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浦江文化的山水派生

山水对于浦江县文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属于钱塘水系的浦江县,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水资源极其丰富,虽不及水乡周庄行舟如行车一般,但自古“北人骑马,南人驾船”的民谚,还是较为准确的。水自然成为滋润浦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滋养出温文尔雅、孝义两全的浦江性格。

从气候角度来说,浦江县季风气候明显,这也让浦江人的性格向温和的方向发展,崇尚“中庸”的思想,“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就是最好的证明。加上县内河流众多,水资源配合良好,季风能定期带来丰沛的雨水,农业发展很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古界泰斗严文明分别题词“万年上山 世界稻源”“远古中华第一村”,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浦江县,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浦江人具有爱好和平,讨厌战争及其带来的动乱,这一点符合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的:“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深受这样的环境和文化所影响的浦江县人,产生素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距今千年、十五世3000余人同居不分家的“一门尚义,九世同居”的郑义门这样的人家,是一个必然结果。

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时,我们无法将山水同文化割裂开来,上文讲了水对于浦江文化的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在浦江文化中的地位。我们现在评价一座山的时候,往往会用雄、奇、险、旷、幽、秀、幽等词来形容,但是在古人眼里,除了秀丽的风景,山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更加深厚的内涵和意义。远古时期,由于认知水平和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自然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所以《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祭祀同军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文化中的山,确实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从黄帝东巡登上泰山开始,就注定他会成为皇权的象征,陕西的终南山是隐士修仙的场所,昆仑山被称为龙脉,在这些文化烙印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远古祖先对于自然那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崇拜,这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回到浦江县境内,我们似乎就不难明白仙华山背后那关于玄女修仙传说产生的必然性,因为这座山同样被崇敬自然的先辈们赋予了神圣的文化内涵。仙华山是浦江第一名山,现为国家4A级风景名胜旅游区,以“奇、险、旷、幽”称誉江南,有奇峰24座,大小景点120多处,山上奇峰皆灵秀动人,色彩斑斓,或突兀耸立。当古人面对这样一座风景秀丽的奇山时,很难不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就是在这种自然崇拜的心理之下,才产生了仙华山与轩辕黄帝传说。这些传说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黄帝南巡天子山”、“兵困黄山”、“天子洞”、“鼎湖”、“轩辕井”等传说。二是仙华山与轩辕皇子传说。有关轩辕皇子渊龙的传说,主要有“太子治水天子山”、“练武坪”、“收白雀”、“镇妖猴”、“传音石”等。三是仙华山与轩辕帝女传说。轩辕少女传说可分两个阶段,一是在仙华山修真期间之传说;二是在仙华山升天成仙后之传说。根据所搜集的传说来看,它以升天成仙后传说为主,说明是后人对轩辕少女崇拜与敬重的结果,同时也符合天子山改名仙华山的民俗历史背景及民俗心理观念。轩辕少女玄修在仙华山修真期间传说以“天子山改名仙华山”、“清虚洞”、“仙坛”、“七姐妹”等为代表。从这些传说中不难看出,人们对于黄帝的崇拜与敬畏已经融入了自然之中,让这座江南第一名山成为一种文化的承载符号。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传说称作自然环境对浦江县文化的第一阶段。

四、山水中的文化成熟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对自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味的崇拜、敬畏变成了共存的理解、好奇的探索。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加注重对自然的欣赏与赞叹,东晋以后,山林成了佛教第一静修之处。五台山、九华山、峨嵋山、普陀山相继成为名扬海外的佛教名山,各个历史时期的能工巧匠、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杰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的浦江县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会落后。宋末元初,一群以方凤、谢翱、吴思齐等为代表的宋室遗臣决心不入仕元朝,归隐吴溪,组织了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人数最多的“月泉吟社”,寄情于山水之间,以笔抒怀,赞美浦江优美的山水风光的同时,表达自己不忘宋室的高尚情操,他们还将自己的诗作集成《月泉吟社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社总集。

在山水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山水对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论语》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样的对比,其实正体现了儒家对于山水的感悟。其实就是在将人们把自己的真情往山水中去引导,然后用一种诗意的表达,来反思“仁”“智”的内涵。孔子历来将“仁”看作是为人处事的核心,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要遵守仁爱的美德,这样的思想几乎贯穿在整个孔子的哲学之中。同时,山水对孔子的影响是很大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可以看出他胸怀如巍峨高山一般博大,这样的胸怀更是影响了后世的杜甫,让他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的千古名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浩浩荡荡的江河之水,似乎冲刷了他高尚的灵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奔流不息的江水,又引起他对时光的感叹。孔子由此把厚重不移的山当作他崇拜的“仁者〞形象,用周流不滞的水引发他无限的哲理情思,触发他深沉的哲学感慨。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所以喜欢流动之水;有仁德的人安于义理,所以喜欢稳重之山。由此可见,儒家把天下万物都看作有善恶的道德属性,都可以导向道德的思考,这种思想落实到山水之上。 儒家强调“自然的人化〞不同于道家的“人的自然化〞,但在对待和欣赏大自然的山水花鸟中,儒家却吸收、采用和实行了庄子的审美思想。后人在潜移默化中有意无意的把道德观、幸福观、生态理论观、审美观融于山水欣赏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和山水的共同熏陶之下,浦江诞生了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文化人物。高晓松有一个观点,说明朝是一个“三无朝代”,即“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这明显是一个立不住脚的观点,单说“无名士”这一点,明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就足以反驳他。

宋濂祖籍金华潜溪(今浙江义乌),后迁居金华浦江(今浙江浦江)。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者称其为太史公、宋龙门。宋濂自幼多病,且家境贫寒,但他聪敏好学,号称“神童”。曾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元末辞朝廷征命,修道著书。明初时受朱元璋礼聘,被尊为“五经”师,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年),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时朝廷礼仪多为其制定。洪武十年(1377年)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案而被流放茂州,途中于夔州病逝,年七十二。明武宗时追谥“文宪”,故称“宋文宪”。宋濂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其散文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他推崇台阁文学,文风淳厚飘逸  ,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范本。

当然,宋濂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应该是他为鼓励同乡的年轻后生马君则而写了一篇《送东阳马生序》,在文章中,宋濂详细讲述了自己年轻求学的艰苦,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与后生们求学时的条件做了对比,勉励年轻人多多用功,发奋学习。可以看出他对于年轻后生的关爱及大力的推崇。这篇文章也被选入中学教材之中,宋濂的求学精神直到今天,依旧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学子。当我们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去看待整个浦江县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宋濂的出现并非偶然。儒家文化给他提供了源源不竭的营养,而浦江县历代积累下来的文化积淀,则给了他一个优渥的成长土壤,加上这片土地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像是充沛的阳光雨露,不断地滋养这他。这才能诞生被朱元璋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当然,除了宋濂,浦江县还有许许多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文化巨匠,可谓是名人名家辈出,古时有南宋诗人方凤,清初东渡日本的高僧心越禅师蒋兴俦等;近现代有曹聚仁、张世禄、石西民、洪汛涛以及吴茀之、张振铎、张岳健、方增先、吴山明等。1941年蒋介石为祝贺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所送的《百鸽图》,为浦江书画大家张书旂所作。正是有了这一批批文化名人的出现,才为浦江县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博得了“文化之邦”“书画之乡”“诗词之乡”等美誉。

总之,地理地貌、自然山水对文化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无处不有的。可以说它是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风向标,决定着这个地域的文化方式和文化路径,也会在文化的形成中对文化特色构成影响,构筑出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延续性等特点,能够在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文化造成影响,从而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山水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表达在多方面的,以浦江县为例,以上只是简单列举除了山水环境对于文化影响的几个方面。此外,我们更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山水文化是相互影响的,相互交融的,它们共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包括浦江文化在内的华夏文化的出现成为必然,在全世界都熠熠生辉,它们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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