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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樟美育专栏——赋彩之美
编辑:真浔  来源:浙江美术网  更新:2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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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仙境图》明代  仇英  绢本青绿设色

纵175厘米  横66.7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明_仇英_桃源仙境图美析仇英的《桃源仙境图》描绘文人理想中的隐居之乐。此图为重彩大青绿山水。即丹青的“青”,整个长卷通幅青绿色令人夺目。也是“错彩镂金”的代表作品。仇英以“青绿山水”而闻名画坛。《桃源仙境图》追求的是文人雅士理想中的世外桃源。画面富有浓厚的装饰性趣味,让人把桃花源的故事,引起仙乡灵境的联想。整幅画卷以武陵渔夫的行踪为主线贯穿全篇,画中绘有四十多个人物,他们形态各异、表情丰富,惟妙惟肖。其中有划船的渔夫、打柴的樵夫、扛锄的农夫、聊天的村民,每个人都快乐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怡然自得,展现出田园生活的无限乐趣。画中山水和人物完美结合,浑然一体,营造出景致优美悠闲自得的人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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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很重要的标志。如我国传统的标志性颜色为红色和黄色。中国画也叫“丹青”,是以颜色来命名的。“丹”即朱砂、“青”即石青,《晋书》说顾恺之“尤善丹青,图写特妙。”杜甫作诗的题名为《丹青引》,可见“丹青”的名字在古代已为人们常用。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撵图》,就是“丹”的艺术。画面中大量的“朱砂”色彩丰富而柔和。中国十大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在设色以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为主,便是“青”的艺术。

中国画的设色分为淡彩、重彩和泼彩三类。一是勾线重彩着色,十世纪以前基本是这个路子;二是用水墨淡彩的办法,这就是以大部分墨色浓淡的变化当作颜色使用,淡彩是指在画好的水墨画基础上略施颜色,达到'墨中有色,色中有墨'的晕化效果,中国画经过了绚烂的唐到了宋元。中国文化受传统哲学道家、禅宗的影响,讲究“绚烂之极归平淡”,中国文人不再追求“绚烂华丽”的设色,转而以“水墨的黑白”来表现缤纷的颜色。“墨分五色”成为时代主流,受到了中国文人画家们的宠爱,当时的中国画坛认为“绘画中的最高表现形式是黑与白”。“随类赋彩”地位“流落民间”。到明清和近代,画家为了开拓探索更为广阔的路子,又逐渐使用泼彩和淡彩,重彩并用的方法,比如吴昌硕大胆使用鲜艳的西方颜料来作画,使中国画的色彩表现力加强了。

对于中国画色彩美学的思考,可以大致分为两类:“错彩镂金”之美和“芙蓉出水”之美。这两种美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代表着中国文人不同时期的哲思发展阶段。“错彩镂金”是中国画里的青山绿水、亭台楼阁和华丽人物图;而“芙蓉出水”则代表的是以水黑色彩为主的水墨画。随着中国文人哲学思想和对绘画意境的追求,后者的美学地位远高于前者,也更能代表中国画的意蕴精髓。中国画设色常具有画家的主观色彩,甚至抛弃描绘对象本身的颜色。比如竹子,本来是绿色的,苏东坡用朱砂画竹,称为朱竹。中国画的水和天一般不着色,借用纸的空白来表现。

 

吴茀之先生曾经说过:用墨难,用色更难。用墨之不当,因其通幅为沉静之单色,非留心观察,虽稍涉恶俗似无伤大雅。若用色之不当,侧如村女涂脂,恶赖可见,人以着色画可以欺世,非也。大意是用水墨都是黑色的,不是很留意观察稍微差一点俗一点,可以遮盖住,别人也不会在意。颜色是很难用的,用不好很恶俗,比水墨更难得多。所以画家在用色上需细心思考后才行,不可盲目乱作一画。一般下笔前先在边纸上试试是否已调到理想状态。

 

世界万物从来没有不协调的色彩的,只有人为的色彩才会出现极不协调的东西。现代的色系颜调非常丰富,可以不用几种颜料调,很多画家喜欢用纯色,如程十发先生。颜料在出厂前由专业的人员调过的,若没有也是没办法而为之。两个主菜合起来会窜味道的。

 

审美中国画赋彩有三点可以参考,即“生而不俗、正而不火、透而不薄”。其一生而不俗,花鸟画中的动植物或人物画等,是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所以在用色上要生。如画青菜,要用长在地里的色调,而不能用锅里煮后捞起来的色调,熟蔫蔫的。其二是正而不火。这源自中医理论。中国国粹都是相通的。中医的望,首先要看一个人气血正不正,颜色要用正。不能像一个贫血的病人。白里透红便是好气色。颜色用的艳火,像高血压病人,满面火红不健康。用色淡不一定不正,用色艳不一定正。古人讲究国画的颜色,一般讲求浑融调、典雅大方,即使重彩画也要使人感到并不火气。其三,透而不薄,像丝绸一样的通透,但是不能太单薄。透就是不要堵了闷了,有厚重感,不要浅浅的一层。然后有味道,不要一眼看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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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辇图》唐  阎立本  绢本设色 

 纵38.5厘米 横129.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唐_阎立本_步辇图美析:这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是现藏故宫博物院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阎立本,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擅长绘画、工艺及建筑,特别擅长于人物、车马、楼阁画,有冠绝古今的美誉。这是一幅历史题材的画,讲述了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用“丹”的颜色来体现喜庆的场面。画面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成红色。这样既可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再者,又代表了正气和恢宏的气势。另外,只有典礼官一个人是红袍在身,未免显得孤零零的,仍然赶不出喜庆的气氛。于是作者巧妙地利用了晁盖顶和宫女服饰的配色,映衬出一团祥和喜庆的气氛。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张国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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