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万年上山 万年文明

2000年，秋冬之交，浙江省中部，浦阳江上游，浦江县黄宅镇，考古队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的带领下，正对kuo塘山背一处地势略高的小山丘进行考古调查。

江南之地，初冬已略显萧瑟凋蔽，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考古工作者们的热情。自浙江省内的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陆续发现之后，考古学家们针对钱塘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一直有序进行着。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中下游段史前文明的空白。和陕西境内发现的半坡遗址开启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一样，河姆渡遗址掀开了长江流域文明神秘的一角。

为了更好地证明，与黄河流域一样，长江下游也有着同样辉煌灿烂的古文明，同时，也为了更深入地探索这片长江流域段的史前文明，考古学家们步履不停，在钱塘江流域发现的遗址附近不断展开新的考古调查。这一次，蒋乐平团队展开的是针对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调查。

此前，在kuo塘山背西边的一处四五亩耕地内，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小探方，并在小探方内发现了陶鼎，陶罐、陶豆等器物，后经证实这是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这对蒋乐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在区区一平方米范围内就发现了一座墓葬，是否意味着这里有一个密集的墓葬区？”在这之后，考古学家们将调查范围向周边延伸，将目标锁定在了黄宅镇渠南村北的一个高地。

此时此刻，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这个位于宅镇渠南、渠北和三友村之间不知名的小山丘下，深埋着远早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史前遗迹，这一趟普通的考古调查之行，会从此揭开一段古老又崭新的、未曾现世的万年前的文明。

此后，在长达十六年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这个上山小丘下先后发现了居址、墓葬、环壕等遗迹，出土约80余件以大口盆、双耳罐器型为主的原始陶器文物，此外，还出土了大量以石球、石磨盘为主的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大量陶器残片，并在早期文化地层中出土了一些红烧土残块，这些红烧土块内掺杂了大量的炭化稻壳，还出土了极少量的炭化稻米遗存。

后经实验室测年分析，这些出土的夹炭陶片、炭化稻米均来自距今11400-8600的史前时代。

这些文物遗存的出土和发现，将长江下游的文明史推至了一万年以前，一万年前，上山这块土地上，先人们开始了定居生活，耕作生产，繁衍生息，文明从此诞生。上山遗址，是这段文明经过了上万年风侵雨蚀之后的珍贵留存。我们穿越了五千年以前的“良渚古城”，跨过了七千年以前的“河姆渡”，终于，爬上了这座一万年前的“上山”。

2006年，在浦江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这一史前文化被正式任命为“上山文化”，同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了“要加强‘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专门批示。

万年上山，万年文明，“上山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万年为单位的史前文明的时代。也许，上山之地，2000年的那个初冬并不料峭，因为它为中国考古界吹来了一场春风，在这场春风沐浴下，我们见证了长江下游文明的初次绽放，它以不逊于黄河文明的高昂姿态，迎着春风，兀自盛放。

第一颗驯化稻

2001年，在上山遗址的第一期发掘中，蒋乐平团队发现了一颗珍贵的炭化稻米。它存在于一块夹炭陶片中，稻米粒长3.732毫米、宽1.667毫米、厚1.723毫米，通体焦黄，伴有黑色斑点。经过后期的实验室分析显示，这颗炭化稻米来自一万年前，并且有着明显的驯化痕迹。

也就是说，这是迄今为止被人类发现的最早的一颗驯化稻，它或许就是开启人类农耕文明的那一把钥匙。

人们对于驯化稻的起源一直存在争议，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加藤茂范将东亚栽培水稻归为“印度型亚种”和“日本型亚种”，并推崇“印度起源说”，所以直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关于东亚稻作的起源，主流的学说一直是“印度起源说”。当时，也有学者提出印度阿萨姆或是东亚栽培稻的起源地，认为我国的栽培稻亦是从印度传入的，但是在印度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的年代距今不超过4500年。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国的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这些稻谷遗存后被鉴定为距今7000年的人工栽培水稻，这时，人们才将目光从万里之外的印度转移到了古老中国的大陆，这片地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界。

二十年后，上山遗址中的这颗“万年稻”，又将东亚栽培稻的历史提至了一万年以前，从此，我国在东亚栽培水稻的历史上一骑绝尘。

而这一切，绝非偶然，与印度、日本相比，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自然资源，高原山川，河荡湖泊，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更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优势，长江水系上万年的冲刷形成了下游地区辽阔肥沃的平原，这得以让我们的祖先从洞穴走出，在旷野展开群居生活，而雨热同期，湿润多雨的季风季候，又为水稻等作物的生长创造了绝佳条件，在天时地利的基础上，上山先人用他们古老的智慧，将野稻驯化，迎来了更丰硕的收获，开启了农耕文明的新纪元。

今天，我们孜孜不倦地循着古人的足迹，找寻那漫漫传承的万年文明源头，终于，这颗“万年稻”适逢其时地出现了，给我们带来了答案。

这一颗掉入历史缝隙的稻米，在一万年后被我们幸运的拾起，我们透过它斑驳的痕迹，找寻到了一万年前上山先人驯化它、栽培它的证据。

“万年上山，世界稻源”，这是在2020年举行的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盛会上，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对上山的题词。

一万年后的今天，袁隆平院士栽培的杂交水稻“湘两优900”已突破了亩产1100公斤，中国的水稻资源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万年前，上山先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这颗饱含奇迹的万年稻种见证了上山这块土地从荒芜到丰收，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呱呱落地到欣欣向荣。

如今，上山遗址已于2016年被建成了上山考古遗址公园，公园的四周，种满了三百亩袁隆平院士培育的“湘两优900”超级稻，它们在微风的吹拂下漾起层层碧波，而此刻，在公园的展馆内，那一颗来自万年前的焦黄发黑的稻米，正寂静无声地迎接着一层又一层稻浪的热切相拥。

 

一场人类社会关于农耕的革命

 “上山的稻谷的栽培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而且很可能在中国其他地方，早期的栽培稻技术都是从上山传播过去的。”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刘莉在“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暨“万年浙江与中华文明”学术座谈会上做出的发言总结。

过去，我们囿于考古技术、考古遗存考证的种种，只能眼看别人在稻种的拉丁文名中嵌入它国国名，但是，在我国的考古学者们长达半个世纪持续不懈的努力后，我们终于为东亚栽培稻的历史正名了，上山才是东亚农业的起源。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赵志军，在长达十多年的研究中，不断地对上山附近出土的水稻遗存取样分析。实验室结果表明，上山出土的水稻遗存兼具野生稻和驯化稻的双重特征，这说明，一万年前，上山先人们正从采集野生稻逐步转为驯化栽培稻，赵志军指出，“上山先民在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同时已经开始有了耕种稻的行为”，这也符合了一万年前的上山，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的时期。

从事植物考古工作的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云飞，最喜欢且最擅长的就是对植物遗存的调查和研究，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科技考古的第一线，甘于寂寞，潜心科研，也是他，为上山的第一颗驯化稻找寻到了它的根。

在郑云飞眼中，稻米标本的“小穗轴”是开启野生稻向驯化稻转化的“钥匙”。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和驯化稻最易分辨之处就是它们的“小穗轴”，野生稻谷可以自然脱粒，因此稻谷和小穗轴的接触面是光滑的，而驯化稻则会出现人工脱粒的痕迹，郑云飞在无数次的观察研究与对比之后发现，“上山遗存稻壳的小穗轴不同于过去发现的野生稻谷谷粒自然脱落的平整离层，失去了自然脱粒的特性，出现了人工折断的痕迹，这是上山稻谷被驯化栽培的证据。”

通过分析植物根系细胞组织内的二氧化硅胶凝体，可以更好的发现、鉴定和分类植物，这是近年来被中国学者运用较多的植物鉴定方法。一直致力于植物硅酸体研究的吕厚远团队，在对上山出土的水稻植硅体放大后发现，这一时期的水稻已具有驯化特征。野生稻植硅体顶端似鱼鳞状的纹饰小于9个，而驯化稻的纹饰则多于9个，经分析，“上山时期双峰型植硅体已有27%被判断驯化稻，扇形植硅体也有同样的体现”。

 “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方法”现在已经影响至欧美，而吕厚远参与编写的《世界农作物植硅体鉴定标准》为黍、粟和稻的研究和鉴定提供了指引。曾经，我们受制于他人的标准，如今，我们也能够制定属于自己乃至世界的标准。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程式华指出，“生物信息学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大概在8200年到13500年前，中国的长江流域即出现了最早的栽培稻，近10年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研究成果。”

从野生稻到驯化栽培稻，这个漫长又复杂的过程，上山先民们经过了长达5000多年的探索，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走出洞穴，进入旷野，找寻合适的土地，撒下第一颗驯化稻种，从此开启了一场农耕的革命。他们由采集狩猎转为耕种驯养，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社会后，从荒蛮落后的石器时代文明逐步迈入了更先进的农耕文明。

一万年后，中国的考古学者们，历经半个世纪的考证，终于使我们能与这段万年的上山文明连接对话，我们站在上山的这一头，眺望一万年前，望见另一端，上山先人们开始的第一场农耕革命，他们万年前撒下的稻种，越过万年的历史长河，终于落在了我们手中。

直至今日，我们已在上山遗址群附近发现20余处距今11000年至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龙游荷花山遗址，永康市湖西遗址，和仙居县下汤遗址，等处均发现了炭化稻米的水稻遗存，他们密集的分布在浙江金衢各地，遍地开花，它们有着共同的名字，“上山文化”。

程式华说，“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证据最多，而浙江的稻作起源证据最为完善和久远。”

1981年，中国水稻研究所坐落浙江杭州，在长江中下游这片流域内，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这块土地上，在浦江上山这个小丘上，我们依旧在不断探索人类将野生稻进化为驯化稻这一场农耕革命。

红衣彩陶上的太阳纹

从2000年初冬的上山出发，考古学家们的足迹拓展至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在这里，我们陆续发现了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庙山遗址、永康太婆山遗址、武义大公山遗址、山上周遗址和青阳山遗址等，他们构成了上山遗址群。

位于浙江中西部的金衢盆地是浙江省内最大的盆地，也是我国著名的南方红色盆地之一，这里有丰富的白垩系红色砂岩和粉砂烁岩，它们形成了大量的红土低丘，和红岩低丘。

而这些红土似乎构成了“上山文化”特有的红色印记。

早期的浦江上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红烧土残块，同金衢盆地一样，浦江上山位处的浦江盆地，也以红土低岩、低丘地貌为主，这些红烧土块无疑源于这红土层。红烧土块内羼（chàn）了大量的稻壳遗存，蒋乐平认为，这些羼稻的红烧土块很有可能是古人们用来制作陶器的胎土，这在后期出土的厚胎夹炭红陶残片和大量“外红内黑”的陶器中得到了印证。

一万年前的上山先民，在制作陶器的过程中，在制陶的坯土中掺入了大量的碎稻壳和碎稻叶，一方面可以减轻陶器重量，增强陶胎的拉力，同时也增加了陶器的透气性和传热性，防止在烧制过程中开裂，这种制陶的智慧在今天看来，依旧让人惊叹。

成熟的制陶工艺同样体现在陶器的产量上，我们在上山遗址群中均发现了陶器遗存，在“义大公山遗址发现了夹炭红陶碎片，在下周时遗址中出土了大口盆、平底盘、圜底罐、双耳罐等红衣夹炭陶器，而后期在义乌的桥头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精美彩陶，让我们确信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也是中国彩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桥头遗址出土的众多彩陶中，一块细砂红陶残片十分引人注目，这块红衣彩陶陶质细腻，残片上清晰地出现了似太阳纹的图案，另有两个白彩填涂而成的顶角相对的三角形，口沿处有顿点连缀的白色点彩。红衣白纹是上山彩陶的最鲜明特征，彩陶红色的陶衣鲜亮艳丽，陶身上白色纹饰图案简洁。或许这些施鲜红陶衣的彩陶灵感来源正是先民们脚下的这片赤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上山人们展开了群居生活，生根繁衍，他们在制陶时，怀着感激和敬畏的心将孕育生命的红色大地施于陶身，将象征光明与能量的太阳同样烙上，还有那些我们暂未找到象征意义的图形，它们是万年前上山先民们文明初始的印记。

同样是在“桥头遗址”，我们还发现了“上山文化”的首个墓葬。墓葬中，墓主人蜷身侧卧，怀中抱着一只红衣陶罐，像是在进行一场神奇的仪式。在墓穴不远处，我们同样发现了陶罐，在陶罐中，竟检测到了一种加热产生的糊化淀粉，其中更有霉菌和酵母，这些均是酿酒的原料，种种证据表明，在一万年以前，上山先民们已经开始酿酒，而出现在墓葬中的酿酒陶罐，或许与祭祀有关。

1929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著作《史前时代的多瑙河》的序言中写到， “我们发现了特定的遗迹类型——陶罐、器具、装饰、葬礼与房屋形制——不断重复在一起。这种复杂的关联特征，我们定义为一种文化群或者可以直接称为‘文化’。”

我们相信，绘有太阳纹的红陶残片，精美绝伦的红衣彩陶，墓葬中的红衣陶罐，这些红色，成就了和这片土地一样鲜红热烈的“上山文化”，而彩陶上的神秘符号，墓葬中的未知仪式，是等待我们继续开启的另一场文明。

 

一万年，从一缕炊烟到万家灯火

农业社会的形成，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

一万年前，人类对农作物从采集转为种植，生产更丰富的食物并能够储存食物，从此不必逐水草而居，开始了定居生活，从而催生了农业社会。

上山遗址在农业社会的形成上，有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蒋乐平提出，“上山稻作包括了栽培、收割、加工、碾磨的一系列证据，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上山人已经走出洞穴定居，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

我们在上山遗址发现了石球，石棒，石镰和石磨盘，它们用于稻作的生产、收割和加工，大口盆，双耳罐用于烹煮和储藏食物，但真正能让上山先民从洞穴走出的，是旷野平原上修建起的用来遮风避雨的居所。

2001年第一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柱洞”，被证实为上山先民构建的木结构房屋的遗迹，在这长11米，宽6米的柱洞矩阵中，有三排平行柱洞，每排11个，每个柱洞直径40~50厘米，深约70~90厘米，这些是干栏式木质建筑的基础，这种建筑形态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江南地区十分流行，而上山的这些有着万年以上历史的柱洞遗存，则是这种建筑形式的鼻祖。

虽然柱洞内的木质建筑早已腐烂，了无痕迹，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参照这些柱洞的排列形式，还原一万年前的场景：一万年前的上山先民，寻找到这块平整开阔的土地，他们用原始的方式测量挖洞，伐木开槽，埋柱搭建，创造出了一个比洞穴更光明、更舒适的居所，开始了群居方式的定居生活。

除了排柱式房基（柱洞）以外，在与浦江相邻的义乌桥头遗址中，我们发现了东亚大陆最早最完整的环壕聚落，同样，在仙居县的下汤遗址，也出现了“中心台地+环壕”的聚落特征。蒋乐平解释，“以前为了保护村落，用环壕把村子围起来，就像护城河一样。环壕是村落的象征，也是定居的重要证据。”

上山遗址现身’之前，早期新石器时期遗址基本都是在洞穴中发现的。”蒋乐平说道，从搭建房屋到营建环壕，上山先民迈出了从洞穴走向旷野的关键一步，为我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个更适于人类生存发展，更利于文明大步向前的新时代。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教授傅稻镰指出，“‘定居’社会，这是‘新石器革命’的一个根本性标志，而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从上山文化开始，此后持续发展，最终导致了文明产生。”

上山遗址中发现的三排“万年柱洞”，为上山文明找到了栖身之所。

2020年，中国考古学泰斗、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为上山题词“中华远古第一村”。一万年前，浦阳江畔，在一块河流冲击而成的平缓盆地上，上山先民挑选了一处地势稍高的小土丘，建起了人类走出洞穴后的第一个村落，在这个村落的上方，飘起了人类社会的第一缕炊烟。一万年后，在江水悠悠的浦阳江畔，早已是林立的高楼，热闹的市井，和夜幕降临时的万家灯火。

从一缕炊烟到万家灯火，是人类社会一万年的漫漫征程，我们走出蒙昧，经过荒蛮，踏入文明，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万年前的上山。

继续寻找那一处“稻田”

“我们在‘村庄’里找到了稻，但是还没有找到‘稻田’，这是上山文化最大的未解之谜。”谈起上山人早期耕种的区域，蒋乐平心中不无遗憾。上山文化遗址都处在3~5米的台地上，而稻田则很有可能处于遗址外围地势较低的平缓地带上，尽管后期在遗址外围的平地上调查寻找过，但是蒋乐平至今未发现有效的证据遗存，耕作区的发现会使上山农耕行为的证据链更加完整。

就和这依旧在寻找的“稻田”一样，针对上山的研究同样未停止，这还包括整个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探索，从河姆渡遗址一路西行，到浦江上山，再到嵊州、龙游、金华、永康、武义等地，20余年，蒋乐平的足迹遍布整个金衢盆地。

他认为，“上山文化近十年来最大的发现，就是它的分布范围。它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可以到台州，这里发现了一个上山文化遗址群。在这么小一个范围内，能够集中这么多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果要说万年遗址，现在除了西亚之外，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上山文化是独一无二的。”

考古学家许宏曾提到，“该区域虽面积不大，但东亚大陆迄今发现的公元前7000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40%集中分布于此，令人瞩目。”

“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蒋乐平总结，“稻作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能够形成遗址的聚集，人口在这里密集程度高，这和稻作农业的发生有关。”

我们可以推测，在钱塘江流域、金衢盆地众多遗址的密集出现，和稻作密切相关，上山的那颗驯化稻就是开端，从上山开始，稻作农业体系逐步形成，农耕生产技术不断进步，农业社会开始诞生，并开始向周围区域辐射至整个钱塘江流域，农业社会的发达促进了整个钱塘江乃至长江下游文明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前进的一大步。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新石器考古有两大课题，始于农业起源，归于文明起源。上山文化研究要有大格局，下一步应该对它的聚落和社会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于刚刚揭开面纱的许多上山文化遗址而言，重要的是保护与发掘并举，让上山文化带着无尽奥秘与今天的世界和谐共处，成为这片土地宝贵的文化遗产、不灭的文化记忆。”

上山文化的研究，蒋乐平还在继续，而在黄宅镇中心小学内，这里的孩子们正带着好奇与懵懂的目光，通过手中的《走近上山》来探访万年前的上山。

从2016年起，浦江县教育局就开始着手进行将上山文化带入课堂这项工作，《走近上山》一书由黄宅镇中心小学组织教师进行资料收集、整合以及教材编写。

如今的孩子们，可以在书中了解到万年前的上山在哪里，万年前的上山人吃什么，万年前的上山人如何生活，参与编写的王巧敏说：“走访过程中，我也有很大的感触，从对‘上山文化’这四个字只有符号性的认识，到后来逐渐了解了上山先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上山文化的重大意义，作为浦江人，我觉得非常自豪。”

二十年来，我们在不断探索和研究上山文化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护和传承它。回首二十年前的那个初冬，我们带着惊喜与好奇，掀开了上山历史的一角，二十年后，上山文化、上山文明的探索之路依然道阻且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万年的上山面前，我们都是稚子，而我们依在寻找并且相信，终究会找到上山那最初的一处“稻田”和上山人的文明起源。(作者:张华梁)